中统八年，在金中都旧城东北建新城，历时18年，至至元二十二年宣告完工，这就是元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突厥语称“城”为“八里”，“汗八里”就是大汗之城的意思。大都被确立为国都，使燕京地区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大量人口因仕宦、经商、传教和游历等原因来 到大都，使元大都成为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性大都市。燕京地区在辽金元时期确立了其特殊 的地位，形成了特有的多元化的京都文化。这种独特的京都文化对文学也有着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元统一南北后的文学交融，构成了京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独特韵味

“韵味”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韵味”论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韵味”起于《老子》的“味无味”的命题。至钟嵘提出“滋味说”，“味”正式成为了诗歌审美特征的范畴。钟嵘认为诗歌在艺术上要做到“文已尽而意有余”，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情意。

唐代的司空图在钟嵘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发展成了“韵味说”。司空图之后对于“韵味”的研究，大体没有超过司空图的观点之外。韵味，就是隐含在诗歌背后，让人 无限回味的一种体验。大都作为一座北方都城，自带的北方地域特色令大都书写大放异彩。

与之前的所有一统王朝相比，元王朝地域之广前所未有。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疆域辽阔，民风民俗和地理气候多样，物产丰富奇特。尤其是人文荟萃的大都，更是集中了整个元王朝的精华所在。

而大都书写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透过大都诗，体味其背后所记录的那个时代多元文化、各族文人汇聚大都文坛的盛况以及元王朝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特征，这就是大都书写独特韵味之所在。

二、从大都诗看文人心态

从诗歌看文人心态是典型的方式。个人的行为是由主体条件与环境的关系决定的，文人的行为及其创作的作品，表现了一定的心理状态与情感波动。大都诗的作者因其经历、思想以及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背后所呈现的是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态。

元代绝大多数文人，都渴望进入仕途。大都是元朝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文人涌入大都寻找实现抱负的机会。文人因大都生活的艰苦与仕途上的不顺，加之远离家乡，故而产生了苦闷的心态。

大都书写中文人渴望入仕的心情是主要心态之一。元代文人进入大都，绝大多数是为了入仕。有的文人选择将自己的诗作献给大都的高级官员，期望得到提携。

文人渴望入仕的心情是强烈的，因为他们认为：“京师，风雨之所交也，文献之所宗也，四方之所辏也……遇则能使吾贵如瑚琏，通则能使吾明如秉烛，尊则能使吾重如九鼎，进则能使吾荣如春华，然则舍京师无适己。”

大都，作为元王朝的都城，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之地。科举制度录用人数有限，文人进入仕途的机会不多。故文人大量进入大都寻找发展机遇。赵孟和吴澄相继进入大都后，对南方文人起到了引领和激励的作用。

即使是作为低级的官职也会欣然前往，元代诗歌中有大量的送友人北上的诗歌反映了当时南方文人渴望进入仕途的心情。少数民族诗人，在时间不断的推移与社会环境不断的变换之下，逐渐“舍弓马而读书”，积极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萨都剌诗作借“恩荣宴”明确的表达了对仕途的热情。他创作的《赦赐恩荣宴》：“内侍传宣下玉京，四方多士被恩荣。宫花压帽金牌重，舞妓当筵翠袖轻。银瓮春分官寺酒，玉杯香赐御厨羹。小臣涓滴皆君赐，惟有丹心答圣明。”

这首诗将对象缩小至恩荣宴的场景描写，自皇帝下旨，到士人入宴，再到宴席歌舞都做了描写。在诗歌最后直接描写自己所受到的恩宠都来自元帝，一定会忠心报效国家。

在少数民族创作的类似的诗歌中可以看出通过科举及第，他们得以走入仕途。因此考中进士的少数民族诗人对于朝廷举行科举的行为是十分感激的，诗歌中洋溢着他们对于入仕元廷的热情。

元代文人渴望入仕的心情是强烈的，所以不辞辛劳奔赴大都。无论是献诗给上层官员还是作诗赞美元朝的统治等，背后都有着强烈的进入仕途的目的。

其次便是通过诗歌文人寓京不易的苦闷心态。当元代文人带着政治理想进入大都之后，京城的生活却面临许多困难。生活环境的不适应、仕途不畅以及远离家乡等，催生了文人苦闷的心态。

赵孟在入仕北都的三十余年中，从元世祖到元仁宗，统治者也给予了他一定的重视。即便如此，赵孟在大都的为官生涯也是十分委屈的。赵孟在大都生活的最大的支撑就是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当仕途不顺时，那么北方生活的艰难就变得突出了。《罪出》中，除了抒发为官不易的情绪外，还有“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的问题。结合整首诗来看，这句诗并不夸张，而是切实写出了北方地区饮食无蔬菜的现实状况。

游牧民族以肉食、乳食为主，蔬菜较少，南方则瓜果蔬菜丰富。这样的差异使得南人难以适应北方生活。气候环境与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滋生了浓厚的思乡情绪。大都的连月雨使得街道泥泞不得行，诗人的住所也因雨水的侵蚀不能居住。

自己虽入朝为官，但却连温饱问题也难以解决。想到当年在家乡之时，虽然贫困却很快乐。不禁后悔当时来到北庭，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家乡。赵孟此类诗作有很多，如《九月八日雨中闷坐和答仇仁父张季野》，同样表达了如雨一般的客愁之情。

元代文人奔赴大都一展宏图的愿望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劣与仕途的不顺逐渐破灭，在大都诗的创作中即可感受到文人心态的变化。当初的愿望有多强烈，现在的苦闷就有多深沉。

三、元代大都诗的风格

诗歌风格可以分为主观风格和客观风格两种。客观风格大致有三种类型：从时间上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诗歌风格。从空间上看，不同的地域、国家、民族有不同的风格。

从文体上看，不同的文体也有不同的风格，即便是同一文体，体裁不同风格也不同。元代大都诗由于涉及时间长，作者多，又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所以不能将元代大都诗的风格局限于某种风格中。

文人交往与文化碰撞，元代大都诗豪放粗犷与婉转含蓄并存，通俗浅白与典雅雍容并举，形成了多元浑融的诗歌风貌。

豪放粗犷是主要风格之一。北方民族豪迈洒脱的性格得益于漠北的环境与游牧的生活方式，定居中原的少数民族，虽逐渐“舍弓马而读书”，但身体里流淌着的依旧是游牧民族的血液。

粗犷彪悍是他们的天性。北方文人性格豪迈洒脱，诗歌作品也呈现豪放粗犷的风格。这种粗犷豪放首先体现在诗歌整体气势上。如元世祖忽必烈唯一的一首描写元大都的诗。

《陟玩春山纪兴》: “时膺韶景陟兰峰，不惮跻攀谒粹容。花色映霞祥彩混，垆烟拂雾瑞光重。雨霑琼干岩边竹，风袭琴声岭际松。净刹玉毫瞻礼罢，回程仙驾驭苍龙。”

这首诗用“花色”“彩霞”“垆烟”“岩边竹”“琴声”等勾勒了一副春日游山的图景。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写这些物象的时候是有广阔的视角的，如花色照映着天上霞光、风侵袭山岭之松伴着琴声。

诗歌最后一句“净刹玉毫瞻礼罢，回程仙驾驭苍龙。”可谓将元大都万物生机的繁荣景象以及一派盛世太平的情境尽收眼底，这首气势恢宏的元大都春日游山图将一代帝王对盛世太平的欣慰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北方民族的豪迈气概。

婉转含蓄则是第二风格。元代前期，由于北方诗人的风格雄放豪壮，北方早期文人在政坛上占居高位，文风上以朴实、粗豪为主。所以此时大都地区的诗歌比较粗糙。

而南方文人由于偏安一隅而生出的骄逸华靡习性以及经历了南宋末期风雨飘摇的政治局势，诗文创作题材狭窄，致力于辞章与声律的考究，气质萎靡。

又因科举制的负面影响，“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辑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还有很多风格我们不在这一一细讲。

四、总结

总的来说，南北文化的交流，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下诗歌风格的大一统局面。大都诗的主要内容除了对朝廷和政治的歌颂外，还有诗人对疆域广袤与国家强大的自豪感。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又是写皇都的，故而创作中很少表现玩乐歌舞等内容。故而大都诗具有雍容典雅的风格。